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





作者:大妙　　发表时间:2001-02-27 11:56





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著　王洪起译





　　本文作者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恩维尔?霍查的女婿，在１

９６１～１９

６３年间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他以自己的亲自经历叙述了当

年发生在北京

―莫斯科―地拉那―越南高层人物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毛泽东和斯大林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两个半月

之后，毛泽东

率中国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入行正式访问。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访问持续了很长时间，从１９４９年１２

月一直到１９

５０年２月。虽然各国外交官，尤其是西方外交官，十分关注并四

处打听，却根

本无法获知毛泽东是否于整个访问期间都在莫斯科，也无法获知会

谈的内容。苏

联官方对此完全保持缄默沉静。外交官们之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斯

大林与毛泽东

在许多问题上仍有不合，但详细是什么问题，却不得而知。终于，

双方在１９５

０年２月１４日签署了有效期为３０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一系

列的经济性质

为主的协议。

　　中国代表团在返回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所有的苏联

领导人，包括约瑟夫?斯大林在内，都出席了这次招待会。斯大林

通常是不参加

这类流动的。特别惹人注意的是参加招待会的元帅和将军们，他们

胸前挂满了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和指挥部队而荣获的各种勋章奖章。

　　招待会的内厅里摆着一张长条桌。长条桌旁就座的有斯大林、

毛泽东、周恩

来以及苏方和中方的其他高级官员。我与其他几位年青的外交官想

望瞅那张桌子

的情况。我们端着酒杯站在桌子旁边，凝视着坐在一起的斯大林和

毛泽东的一举

一动，想绝量从他们的言谈中捕获到什么信息。彬彬有礼的主人们

请我们去品尝

丰硕的茶点，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以免失去我们在主桌旁占据

的人人都想占

据的好位置。

　　总的来说，晚宴是在友好与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的，特别是苏联

人和中国人之

间，相互更为友好。周恩来十分活跃，他一次次从座位上站起来，

端着盛满茅台

或伏特加的酒杯，从一个大厅走到另一个大厅，与应邀者会见，进

行简短交谈，

并频频碰杯。他没有一饮而尽，而是出于礼貌，每次碰杯后，都要

用唇沾一下酒

杯。苏联人，特别是苏联军人，则一干到底。

　　这次招待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交谈非

常少，他们坐

在那里，缄默沉静的时间多于交谈的时间。甚至有一次，斯大林通过翻

译对毛泽东说

了些什么，从他的目光和手势看，好像在等待答复，毛泽东什么也

没有说。斯大

林本应更多地关照身旁的朋友，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位苏联片子

演员身上。那

些日子，莫斯科各个影院都在上映一部新故事片，这位演员扮演影

片中的主角。

该影片描写一位普通的苏联市民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

所表现的极其

激动的心情。这不外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影片实质是进一步鼓吹斯

大林的个人迷

信。

　　斯大林瞅到这个演员站在招待会内厅的某个地方，便用他在电

影中的名字高

声呼鸣他：“阿廖沙，到这儿来，咱们谈谈。咱们是老朋友了。”

然后，斯大林

把他安排在自己旁边坐下，与之铺开了强烈热闹的交谈。同时，他也偶

而同毛泽东说

上两句。瞅来斯大林通过此举找到了一个打破笼罩着主桌的冰寒气

氛的妙招，这

种寒淡气氛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时的这个意味深长的场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但无论

是我，仍是我

旁边的其他外交官，都无法对此做出解释。跟着年代的流逝，明白

了为什么莫斯

科的会谈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也明白了造成我上面提到的招待会主

桌上的那种寒

淡气氛的原因。

　　美国闻名的政治家Ｗ?埃夫罗尔?哈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即美苏

关系最好的年代，曾担任美利坚合众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他常常有

机会会见斯大

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　　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变化世界中的美

国和俄国》。

书中写道：“令人奇怪的是，斯大林不太尊重毛泽东。战役期间，

他常常议论毛

泽东，有一次甚至称他为‘人造黄油式的 *** 人。’这在华盛顿

引起了极大的

疑惑。一些人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其实非常清晰的是，任何一块

奶酪意味着什

么，那就是人造的产品，而不是天然的产品。通过同斯大林的几回

会面，给我造

成的印象是，他在中国问题上，对支持毛泽东并不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或许他希

望看到一个更听从莫斯科的集团来领导中国 *** ，然后再给予完

全的支持。”



　　苏中关系破裂的状况延续了许多年，以致发铺到边界分歧和边

界事件，并造

成了人员伤亡。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冲突只发生在局部地区，并

最终通过谈判

途径，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周恩来



　　作为一个驻友好国家的大使，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过程中，处

境安排，所遇

问题都能获得解决，实属令人痛快之事。但是，当发生一些出乎意

料的事情，尤

其是发生一些需由更高层加以解决的问题时，也会令人难以忘却。

我在中国工作

期间，曾遗憾地遇到过一次这类情况。

　　一天的凌晨３点，通常人们睡梦犹酣的时候，使馆值班人员告

诉我，刚刚接

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电话通知：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凌晨４点

，周恩来总理

要见我。

　　我准时到达会见地点。与总理在一起的还有中国主要报纸《人

民日报》的总

编纂。周恩来像以去那样友好地向我问候，这使我消除了不安。我

们直接进入了

话题。

　　“我请您来”，他说：“主要是为了交给您一篇文章的稿本，

这是评现代修

正主义的１０篇文章的第一篇，即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您拿

去读读，并请

把您的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意见告诉我们。”

　　他目视着我在他前面小桌上的一个信封，并用手指给我望，但

他没有交给我

。

　　“请原谅，”我问总理：“我还没弄明白，这篇文章是给我读

的，仍是要送

地拉那？”

　　“是请您自己读读，然后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同时也请您以

你们党的名义

发表意见。如果可能，越快越好，因为时间很紧，这篇文章近日就

要发表。”

　　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感触感染过如斯窘迫的处境，

若同意对一篇

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文章提出“意见”，其责任十分重大，而且

在我的权限之

外；若不接受，也就是拒绝周恩来总理这位如此受人尊敬的人的要

求，此亦非易

事，更何况他的举止那么友好，他对令阿尔巴尼亚不安的经济问题

又是那么关心

。

　　“感谢您的信任，”我为难地说：“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无

法允许您的这

个要求。我可以处理与两国关系有关的任何问题，可以就所有事情

同我的政府联

系，但对于一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章，在不送地拉那的情况下，我

在这方面没有

权限，因此不能发表意见。”

　　“没有什么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欢迎你们

的设法主意和意见

。”

　　“我对您很尊重，”我归答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意识

形态问题，也

没有参加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因此，我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也

就是说，我对

这篇文章提不出意见或建议。如果您认为合适，同意给我一份，让

我阅读并对文

章有所了解，或递交地拉那，我将不胜感谢感动。”

　　我再一次让他明白，我不能按他的要求承担这项任务。

　　“送地位那，时间来不及了。”周恩来指出，“我们友好地请

您来，是想听

听您的意见。”问题没有再拖下去，装着那篇文章的信封也没有移

动地方。

　　时间已近凌晨５点，绝管他脸上流露出倦容和面临一种不十分

痛快的场面，

周恩来依然礼貌而友好地把我送出来。我怀着一颗受伤的心和巨大

的不安离开了

会见场所。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非常微妙，而且责任特殊，尤其又是周

恩来―――一

位对国际问题负有重任并具有广阔见解的人物―――向我提出来的

。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及其外部，意识形态问题被置

于特别优先的

位置，围绕意识形态产生的不合是十分深刻的。这些分歧主要由各

党最高层加以

处理，它们常常造成国家关系的严峻破裂。



　　当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与中国领导之间，虽然表面看起来一切

正常，思惟也

一致，但事实上，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小的不合。后来这些

分歧愈演愈烈

，终于在两国关系方面造成了消极后果。

　　实践证明，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视野狭窄，都有着超越自

己能力的奢望

，他们背离了当时，特别是未来的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情。



　　　　　　　　　　　　　　刘少奇



　　我还清晰地记得同刘少奇主席的一次会见。刘少奇是中国最明

智的人物之一

，后来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一天晚上，将近午夜时，

他把我召去，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大厅会见了我。他微笑着和气地对我说：

“我刚才同越

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入行了会见。”

　　“在这次会见中”，刘少奇继承说：“越南国家主席告诉我，

他正前往莫斯

科，从那里再去地拉那。胡志明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努力实现苏联

领导人和阿尔

巴尼亚领导人的和解。不知您是否知道这次访问。”

　　“不，我不知道。”我回答说。

　　“胡志明，”刘少奇强调指出：“为在统一意识形态指引下的

两个国家不能

相互理解，国家关系紧张到如斯程度，以致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

成消极影响而

感到十分不安和遗憾。胡志明认为，必需避免发生这种现象，并应

为此做出一切

努力。他采取这次主动步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双方实现谅解。”

　　“莫斯科知道他这次出访的目的吗？”我问，“莫斯科的反应

如何？”

　　“详细情况,加拿大华人，我不太了解。”刘少奇说，“胡志明现在正在前

去北京机场的

路上。他将乘飞机去莫斯科，然后再前往阿尔巴尼亚。他要求我把

此事通知地拉

那。”

　　我向刘少奇主席表示了感谢。考虑到赫鲁晓夫在攻击阿尔巴尼

亚领导人方面

已经走得很遥，并为反对阿尔巴尼亚而采取了详细措施，撕毁了所

有协议，中止

了两国间的一切关系，包括撤归双方大使，我向刘少奇表明，我对

此行的结果不

抱决心信念。

　　“我也是”。刘少奇说，“我对此行的成功表示怀疑。但尽管

如斯，胡志明

采取这个主动行动还是好的。在关系十分激化的情况下，他的这一

步履是积极的

，我们能有这样一位为谈判而奔波的人士，是件好事。我们需要让

出这样一步，

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闻名人物来回于两国首都之间。”

　　显然，很难认为胡志明此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莫斯科―

―地拉那之间

的关系，他可能是为了摸摸“脉搏”，首先是避免莫斯科――北京

之间的破裂，

因为这一破裂对于东方集团来说，具有决定性的特殊重要意义。但

不管怎么说，

因为当时的形势，胡志明这次前往地拉那的旅程没有实现，他被邀

请在一个双方

同意的适当时机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当然，本书不宜为这件事

花费过多的篇

幅。



　　　　　　　　　　　　　李强+李先念



　　１９６２年，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基础协议。概括这

项协议，即中

国方面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一批数量可观的小麦。那时，我们十分

需要粮食，因

为除了苏联撕毁协议造成的损失之外，严峻的干旱使库存小麦几乎

告罄，只够维

持短短几周的需要。我们的外贸部门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双方签订的

基础协议，将

小麦紧急运去我们的港口，但小麦迟迟没有发出。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北京要求

会见李强，他当时是中国外贸部的部长。我与他就这一问题入行了

详细交谈。

　　“我是为了小麦的事情来打扰您的，”我说：“您知道这件事

。我接到地拉

那的通知说，那里的经济状况和食物供应状况十分严峻，而授权执

行两国政府协

议的中国公司还没有步履起来。可能的话，请您下达指示，将小麦

紧急运往我们

的港口。”

　　“很遗憾，”李强归答说，“我们手头也没有小麦，因此没法

发货。”

　　我要求履行政府协议，但他不改初衷，坚持说“我们没有小麦

，我们自己也

需要大批小麦。”绝管我对他解释，阿尔巴尼亚对小麦的需求量，

对于中国非常

巨大的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签订协议时，就知道这种

情况。但是，

在发运小麦的问题上，李强没有给我任何但愿。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对口粮的迫切需要，

我决定见刘少

奇主席。但为了避免专门的会见，我利用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招待会的机会

。招待会是为欢迎某位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而举行的。

　　晚宴结束后，我径直向中国领导人走去，向刘少奇主席问候，

然后向他提出

，根据协议应当发运小麦的事。他知道这件事。我还简短地向他陈

述了与李强的

谈话。我们站着说了一会儿，刘少奇主席就对我说：“别着急，我

来关心这件事

。”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外交部通知我，李先念副总理――他主管

国家经济――

将于８点钟见我。李先念曾经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十分了解那里的

经济状况。

　　李先念对我说，中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发运小麦，是因为中

国也遇到了很

大难题，但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再次进行了

研究，并已指

示中国有关公司，把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转运给你们。阿尔巴尼亚

所需数量的小

麦，即刻发往你们的卸货港口。”

　　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

舟，接到命令

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

巴尼亚人民依

靠中国的激昂大方援助，渡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



　　　　　　　　　　　　　　附：胡志明



　　我在担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的同时，还兼任驻越南民主共

和国大使。我

预定于１９６１年９月２日，越南国庆节的前夕，前往河内递交国

书。看样子，

越南人对胡志明未能在他所但愿的时间访问地拉那而有点不高兴。

他是因为同意

他前去访问的答复迟到了而未能成行。

　　越南国庆节的前３天，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召见了我，问我

是否想到河内

参加越南国庆节的庆典活动。我把事情经由向他做了介绍然后把决

定告诉他：“

在越南政府尚未同意我前去担任大使和没有收到参加越南国庆流动

的请帖的情况

下，我不去河内。”陈毅出于政治考虑，善意地对我说，他们中国

政府但愿我去

河内，因为这将是阿尔巴尼亚对越南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他要求

我重新考虑一

下决定，并说，不管越南方面的复文如何，仍是要去参加越南的国

庆流动。为了

我去河内利便，中方愿意提供专机。我回答说，等我讲演地拉那后

再作答复，并

提出专机没有必要，因为北京――河内有正常民航班机。

　　我在越南国庆节前夕抵达河内，从而赶上参加越南国庆节的所

有正式庆典活

动。

　　我在河内逗留了两天，只是在国庆活动中才有机会见到胡志明

主席、范文同

总理及其他越南领导人，交谈的时间很短。当我问及有关我的大使

任命的复文时

，越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的”，“迟复的原因纯属手

续问题”。我

发现，总的看来，越方对我持保留立场，我认为这与胡志明被推迟

访问地拉那事

件有关系。

　　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陈毅部长时，我把访问河内的印象告诉

了他，并同他

一周前提出的建议相联系。我说：“也许我在未收到同意我被任命

为驻越南大使

的复文之前，还是不去河内为好。”

　　没过两天，越利便通知我：他们的政府同意我担任驻越南大使

。几个月后，

我到了河内，会见了越南外交部长，胡志明主席随后立刻接见了我

。根据外交礼

节，我对此进行了准备。但是，胡志明一见到我，便十分质朴地说

：“不要那些

外交礼仪了吧”随后，他非常友好地挽起我的胳膊，相依坐下。首

先，我递交了

国书，他把装国书的信封放到一边，开始同我交谈。

　　谈话之后，胡志明主席邀请我同他一起看一部影片。我们来到

总统府一个专

门的大厅。总统府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官邸。大厅里站满了人，

其中有在总统

府工作的花工、服务员和维修人员。胡志明呼着他们的名字，同他

们一一打招呼

，随便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就像同事或一家人一样。

　　胡主席穿戴十分朴素。他身穿一套咔叽布的旧西装，脚登一双

草鞋，没有穿

袜子。袜子是他在片子刚一开始放映时脱掉的。过去，曾有人告诉

我，胡志明主

席不住在总统府里，而是住在环绕总统府园林中的一间棚屋内。我

参观了这间极

其简陋的小屋：里面放着一张主席睡觉用的普普通通的床和一个旧

衣柜，衣柜里

只有一套咔叽布西装和几个衣架。

　　越南的其他领导人，如奠边府战役中的英雄、总理范文同，国

防部长武元甲

将军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我，全都格外埠友好

、暖情，同我

第一次来河内比拟，完全两样。

　　在河内，凡同我见面的人，他们一启齿就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

好感情，谈论

中国给予越南的巨大援助。但是，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一些书店

，相称多谈及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皇帝向越南发动进攻的历史书仍在出售，这在某

种程度上引起

人们对当前事实的怀疑和不信任感。

　　这类出版物我在北京没有望到过。历史上，良久以前就有众多

的华人和华侨

在越南及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栖身、糊口和工作。

　　我认为，他们能够同当地人民辑穆相处、友好糊口，而这对双

方都是有利的

，它有助于根除互不信任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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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道儿黑,小心点,碰上我这样的男流氓你可千万别反抗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